侵华日军慰安妇揭秘（之一）：一个慰安妇要应付35个日本兵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日本对侵华日军中存在随军慰安妇一事守口如瓶，拒不承认，对中国和韩国民间人士就日军征召和残害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一事也不予理睬。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官司一直打到联合国，最终的原因还是当时证据不足。日本战败前夕，销毁了大量征召慰安妇罪证，还杀害了许多失去价值的慰安妇，以防止丑闻外泄。加上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羞于启齿和刻意隐瞒，使大量真相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中。

  后来，慢慢的变多有正义感，有良知的日本进步作家，冒着被日本右翼势力威胁和打压的风险，对此事件进行了艰难而深入的调查取证。

  日本进步作家川田泰代一次在翻阅日本帝国大学档案中发现了一张老旧的照片。照片上，一支日军小队在涉水过河时，十几名年轻而花枝招展的女性紧随他们行进。

  这些女人是干什么的？她们为何会出现在战场上？川田追根溯源，根据这支部队的番号，找到部队幸存的几名军官。军官们据实交代，这正是上级分派给他们小队的随军慰安妇，专供的官兵享用。至此揭开了日军战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惊天秘密戳穿了日本高层百般抵赖的谎言，这一让日本国民蒙羞的丑闻震惊了日本朝野，也激起了朝鲜、韩国和中国等亚洲国民的愤怒和谴责。

  日本军队为何在当时要组建随军慰安妇？这些女人来自什么地方？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又是怎样碾碎了那些无辜者青春的肉体？

  川田泰代在《日本军队与朝鲜人慰安妇》一文中说：“日本军队与慰安妇”的关系，恐怕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军队中看不到的特殊现象，也是极为可耻的存在。这种现象源自“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军队对当地妇女的暴行相当普遍，导致军中性病蔓延，兵力消耗。关东军司令部允许日本人经营高级宾馆供军官使用，妓院供士兵使用。日本人卖春从业者在地理上靠近东北的朝鲜各地，以招募女工的幌子召集，征调后投入下海，他们被称为“满洲之女的鱿鱼房间”，是官方正式默许的行为。侵华战争全方面爆发后，大部队从日本本土开往中国大陆，驻地司令部要求朝鲜总督府提供“军要员之女人”物色年轻的朝鲜女孩。

  日军把朝鲜未婚女子充军执行“特别任务”，后来干脆直接改为“军队慰安妇”，在世界军队及战争史上创下了纪录，致使朝鲜女性过着悲惨和罪恶的生活。慰安妇相当于日本军队中的专属卖，八成到九成都是朝鲜女人，一说总人数将近二十万人。这些被征集的姑娘们改为日本名字，在汉城（现首尔）集中献给日军高级参谋享用后，三天三夜后送往中国大陆。

  车队的排列顺序依次是：将官及参谋、副官乘坐最豪华的车辆，普通军官乘坐的一等车，士兵乘坐的一般客车，运送粮食和兵器的专用车，最后则是载着征用的“慰安妇”。

  日本籍的则是为军队上级干部准备的，她们被一般士兵视为“高岭之花”，不能随便乱抢，那些女人也看不起下面的士兵，称他们是“”的士兵。

  被征用的朝鲜女人年轻纯情，身体健康，服务非常周到，她们只是想赚够了钱返回故乡。可现实却是在应付了二三年的前线士兵后，不幸身染疾病。朝鲜是重视儒教道德的国家，这令她们感到哀愁和苦痛。

  中国的慰安妇，包括因日军侵略失去家庭，失去生存手段，生活困难的落魄者，或者是日军“讨伐”时从乡村捉来的女人。

  这些慰安妇有时一天要应付数百个男人，因此身体发生病变，不限于各种妇科疾病等，军医把慰安妇视为管辖之外，不管她们的生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东南亚陆海军基地设立了慰安所，陆海军命令慰安所运送“战地女人”乘坐飞机巡回慰安。日本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之后，对当地妇女施暴，驻军向司令部要求，“立刻运送100名慰安妇”，缅甸、杜拉克、菲律宾、马里、婆罗洲、印尼、冲绳等都有慰安所。

  各地战后女人的末路，是军队的最高机密，前线慰安所留在当地，很多朝鲜女人死在防空洞，也有少数人从缅甸回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东北红山有一叫“赤峰”的市街，在热河作战几星期后，来了20名随军慰安妇，由锦县乘汽车到朝阳，再乘马车到赤峰。还有一批慰安妇3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朝鲜人，乘马车到零下30度的洮南。

  到达赤峰的慰安妇，乘数辆马车到达哨所。伊东圭一所著的《慰安妇与军队》一文说：军队士兵一直盼望慰安妇的来临，听到有20人马上就要来临，个个兴奋得活蹦乱跳。

  在诺门坎战争中，居住在海拉尔的军人及满铁职员都到南满，在陆军医院以国防妇女会员做临时护士的，也作为军队慰安妇，第七师团的部队长说，这些女人对军队帮助很大。春原民子在军队慰安所的名字叫春美，一人身兼慰安妇与护士，她守护送往前线的士兵，一直忙到过劳死。

  金一勉所著《军队慰安妇的实态》一文说“日本天皇统治的军队，在国外展现人类原始状态的本性，战争手段丑恶。被日军占领后的中国东北，充满了枪声、、麻药及”。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日本国内犯罪的商人、流氓流窜到东北，出狱的无业游民也来到东北抢夺资源，接着卖春业者也开始在东北开拓人肉市场。这些丑恶的家伙们，选择在日本军队驻地附近开妓院。

  长春、奉天、牡丹江、大连、旅顺等地的关东军驻地，都有军队慰安妇。日军四处捉拿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后立即送往慰安所供给他们开店充用。

  1984年11月，日本增刊《历史与人物》刊出高岛惠子所著《与官兵的生死恋》一文，叙述了应征“女子报国队员”到前线被迫卖淫的生活。文中记载说：

  我把战争的罪恶和耻辱写下来，让各位明白从军慰安妇的惨剧。我曾经在华北日本军军官俱乐部工作，军官俱乐部从业员名称虽然好听，但说穿了只是相当于“艺伎”一类卑贱的职员，再说明白一点就是日本军官慰安妇。当时一般士兵的慰安妇，是遭日本虐待与侮辱的朝鲜女性，但是我们的职业不管是艺伎也好，慰安妇也好，但从日本出发时叫“女子报国队”。

  昭和十八年（1943年）由旧制女校毕业后，立刻动员应征到军需工厂，不久生病回乡，但日本政府不允许没有工作的人赋闲，病愈不久时，管区警员来说：“身体好了就应该为国家做点事。”暗示我回军需工厂。接着管区警员劝我说：“在工厂劳动强度高，容易伤身，如果能去慰问日本军人，对身体可能好点，待遇也不错，在外地，比本土好养身。”为了国家也为自己的身体，我就是这样被骗自愿加入了“女子报国队”来到中国大陆。

  在中国石门，同行的女性分组，我和其他三个去郑州，带着我们的男性是慰安所的主人。后来我们称他“爸爸”。

  郑州有日本第十二军的司令部，司令官是内山英太郎中将，在高级军官酒宴中担任酌妇就是“女子报国队”的工作。我是以国策之名，由管区警员卖给国家的酒女。没有几天后我被迫和带着师团参谋肩章的少校睡觉，为国，为我，尽一身同体之责。

  我清楚地记得参谋的话，因为他是第一次陪伴女人。接着要我“为国一身同体”的是参谋部的下级军官。就这样我在为日军政策下被迫成为军官的“慰安妇”。带着威严的军官们，绝不对我透露他的名字，我被介绍给少校、参谋们，在河南郑州会战时，各师团的大人物的，都要从我身上送出去。

  司令部的军官俱乐部在大建筑物的墙外（司令部后来把我们迁入墙内），士兵们在埋头工作，只有军官在司令部一角过“肉林酒池”的生活。军官俱乐部有五个女子报国团队员，在“爸爸”监督之下，每日和十几个军官，也为地方工作和小孩服务。

  军官俱乐部，我们的房间是个别的，也做住所和场所。我因酒和男人损坏了身体。但每次都要用药洗涤，因此没有生病，一个月一次的军医检诊，我们没休息，我们就是过着这样悲惨的生活。

  美枝子是和我一样被骗做“女子报国队员”到慰安所的。她“志愿”的理由更复杂，美枝子和我都是20岁，和她已有婚约的男人，应征到中国大陆。她被骗到中国大陆面见爱人，但到了中国后，当局又说他已经转移到南方，美枝子又被骗到南方。

  美枝子和伊藤上等兵认识，是战争结束前七个月的一个酷寒日。我和美枝子穿防寒外套走在郑州街上，郑州有军令部，街上治安比较好，日本女性两人结伴也可以走走。我们俩人因为爱吃中国馒头来到附近的饭店，在饭店里美枝子偶然遇见了同乡的伊藤上等兵。这个小兵戴“公用”的臂章，对一般士兵而言，日本女性是高岭之花，伊藤看见我们很高兴地招待我们。

  从他自我介绍的话中，我知道了他是美枝子的同乡，而且和她同一小学出身，两人的谈话中提到了美枝子的未婚夫，伊藤说“他所在的部队在南方已经被全歼了。”

  伊藤是参谋部士兵，对军情很了解，他告诉我们：“日本兵在太平洋都在吃败仗，日本战败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

  “那我们该怎么去办？”美枝子开始依赖伊藤上等兵。我们之间也议论纷纷。中国人到了昭和二十年（1945年）春天后已不再惧怕日军，日本女性也没法在街上自由行动了，美枝子和伊藤上等兵继续约会，伊藤值夜的时候叫上美枝子，美枝子也频繁到卫兵勤务地私会伊藤，两人日久生情。伊藤有时放弃值夜，去军官俱乐部密会美枝子，两人打得热火朝天，半年都没被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前线被人发现了就是重罪。

  记得之前有士兵在执勤时拥抱中国，最后以逃亡罪被判处了死刑。美枝子与伊藤上等兵在战争结束前夕还是出事了，他们在军官俱乐部的厕所拥抱，被深夜喝酒前来方便的军官发现，伊藤上等兵被殴打后关在营仓中，等待依法处置。美枝子则未被处罚，在日本投降前7天被叫到宪兵队，当夜喝醉了酒，以生病为理由请假，慰安妇没有许可不能休息。但第二卫兵营房被打破，伊藤上等兵失踪，全军决定全体集合点名，发现美枝子也失踪了。过去只有朝鲜慰安妇逃亡，日本慰安妇失踪还是头一次。不久后大家在军官厕所里发现了美枝子和伊藤上等兵的尸体，两人双双吊死，此刻离日本投降只剩6天。战败后的日本对以前受过军法处分的人全部释罪。

  朝鲜女性全是处女，而日本女性多是有病症的妓院老手；三百多万日本兵把军妓的肉体当做妻子和情人拥抱泄欲；一个慰安妇要应付35个日本兵

  伊东圭一所著《慰安妇与军队》一书中，有一段记载：1937年的对华战争，日本军突入中国心脏南京城，在此地发生南京大屠杀。此后上海的日军司令部开设慰安所。军队附近有很多妓院也不足应付，应早日开设慰安所，召集卖春业者，大量招募女人，资金先付。

  1938年1月末，上海的日本军特务部在日本及朝鲜招来百余人，交由上海陆军兵站军医麻生彻男等二人（两人都是妇产科医生）并交下列命令书：“麻生军医为最后开设的陆军娱乐所中之妇女百余名，实行体格检查”。刚应征而来的军医，以为陆军娱乐所，是从日本弹琴唱歌的演艺场所，这些艺人患了妇科病，但这些军医没想到日本军队会开设妓院。

  会诊的军医麻生彻男在报告书中说：“此次被检查者之半岛（朝鲜）人80名，日本妇女20名，半岛人中有花柳病嫌疑者极少。日本人大部分患急症，身份可疑，年龄有20岁至40岁者，既往有卖淫经验数年而来者；半岛人多半是年轻处女，这是有趣的对照”。

  朝鲜女性多为处女，日本女性多为有既往病史的，由业者骗来的，这些多半是北九州的女性认为“在战地可以赚更多的钱”而来的，因此日本处女被骗来的可以说没有。

  根据千田夏光著《从军慰安妇》称：1941年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原善四郎乘飞机到汉城，要求朝鲜总督府总务部招募二万名姑娘。以“名古屋纺织工厂女工”的名义，骗出后，配给驻地在苏满边境的日本部队。

  到中国各村落的日本驻屯部队，都配慰安妇，其中九成是朝鲜女性，一成是日本女性和中国女性。

  日本女性都是妓院老手，只要为了赚钱，年龄在25岁至40岁，朝鲜女性是16岁至19岁的少女，以“女子爱国奉仕团”名义送往前线后，改为随军慰安妇，但部队怕情报泄露，对中国女性不积极，也有很多美国女人被当慰安妇。伊东圭一说：“我所驻过的南京附近，日本、朝鲜、中国三家慰安所，日本女性都是豪华的酒廊，以军官为服务对象，慰安所多在天津、上海、济南等大都市开餐厅、咖啡店、酒家。”

  朝鲜女人后来发现上当受骗，但为时已晚，已经没办法逃跑，卖春业者对她们说：“你们为国出力还能快乐赚钱，有什么不好？”，有些朝鲜女人选择了自杀。

  在中国战场为非作歹惯了的日本士兵，中队长（连长）甚至自己捉中国妇女自己开慰安所。金春子所著《朝鲜慰安妇》说：“朝鲜女人都是处女，日本军官会自己享用三天之后，才上送军队”。有时在2000至3000人的部队，只配五六个慰安妇，急不可耐的士兵排队四五十人。对这些女人来说，简直就是色情地狱。

  千田夏光的《从军慰安妇》引用一位朝鲜女性的线岁，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从第一天开始，每天接触20个士兵，到了第五天我以为我就要死了。我每天都哭，士兵还以为我是兴奋地哭。”

  在中国前线，有时还会送一两名慰安妇配给驻扎在碉堡的敢死队。她们先是在故乡加入“女子挺身队”，来到中国前线却成为慰安妇，还穿着军服和士兵一起行动。

  1938年初陆军军官怕官兵传染性病，设立军直辖卖春制度。最初华中日军所到之处有慰安所。表面上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召，但慰安妇管理也有区别，以日本人、台湾人、朝鲜人、中国人大陆人顺序分为三六九等。日本慰安妇都是被骗到前线万女子挺身队员来到中国，5至7万人担任慰安妇。

  从军慰安妇是根据军令开赴前线的，替官兵解决生理问题。换言之，她们是日本军队官方机构的卖。中日战争到大东亚战争里，三百数十万的一线官兵的个人问题，几乎都是他们用肉体来解决。而庞大的慰安妇群体里，有八成出自于朝鲜农村的未婚女性，战后并未得到任何支付就被遗弃。这是被埋没的日本战史中不可磨灭的耻辱一面，多年以来一直未被揭发。

  昭和十六年（1942年）8月10日，日军举行对俄作战演习，命令朝鲜总督府招募从军慰安妇两万人。70万军队分配两万从军慰安妇，一个慰安妇要对付35个日本军人，日军以征用令形式动员到均需工厂，前线每一排分配二至三人。从军慰安妇要自己做饭，协助搬运弹药，手榴弹，救护伤员。

  武汉沦陷后，驻屯武昌的日军从附近农村征集20人，开设慰安所。战争开始后，日军军司令曾把日本国内高级宾馆的女人带到战场，作为高级慰安妇。其中某军司令官被盟军空袭时，竟然放弃部下，带数十慰安妇逃走。更离谱的是，有一中校把美丽的中国双胞胎女子作为自己专用的慰安妇。

  从云南省到北缅甸有数千百名军队慰安妇，跟着日军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根据金一勉所著《最后的悲剧像》说：

  “北缅甸的未托基那，拉孟有1300士兵，地下四公尺的仓库里放着弹药和粮食。12个阵地的的战壕相连，白天能自由往来。一座要塞周围用铁丝网围着三公里的水道，这里有20名慰安妇（15个日本人和5个朝鲜人）处理壕沟士兵的问题。没有女人，不能提高士气。他们白天恶战苦斗，晚上带着血与土回来猛抱女人。1944年春天，中国军队五万余人包围拉孟，一天要打数千发炮弹，硝烟卷着尘土和风沙，遮天蔽日。日本阵地内打算向中国营地派出敢死队，他们穿上中国军服，手持手榴弹和枪械出去夜袭。这些敢死队员出发前，都特别让他们‘享受’慰安妇，日本军人到最后关头还把战斗行为和性行为连在一起。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日军士兵减少了一半，20个慰安妇便穿上死去士兵的军服，负责在战壕里运送弹药，监护300名伤患，她们在孟拉阵地只有等死。在这场战斗里，慰安妇营昭子要求金光队长允许她和失明患者户山下士完婚，军中当时自然不允许士兵和慰安妇结婚，但日本女人想以“”之名死去，满足女人最大的愿望，队长才破例许可。

  1944年，9月7日，拉孟的日军战败，全员阵亡。最后一天，日本慰安妇们服下毒药，十几人抱成一团自杀，朝鲜慰安妇则活着投降。

  中国军队4000人进城，在东南城壁展开激烈白热战，击毙200个日本士兵。27岁的太田守备队长交代了相关事宜后，留下500发手榴弹准备自绝，他同时决定把女人一起杀死，否则她们投降中国后可能泄露军情。女人们因为极度恐惧与疲劳已经昏睡过去。太田队长吩咐手下：“让这些女人成佛……深夜下手。”他手下一个中士，趁慰安妇熟睡时拉响了手榴弹，这些可怜的被骗出故乡的女人在中国大陆辗转卖淫，供数千万日本士兵蹂躏，没获得一点报酬就被手榴弹炸得血肉横飞。

  据当年《参考消息》记载：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就当年战争中掳掠朝鲜女子为慰安妇一事，向韩国当局深表歉意，并答应协商赔偿事宜。